当地时间2025年11月6日，DNA双螺旋结构发现者、人类基因组计划核心推动者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 Watson）教授在美国长岛与世长辞，享年97岁。

这位科学巨匠用一生深耕基因遗传，更因开放共享的理念、对中国科学事业的深情，与华大结下跨越二十余年的深厚羁绊。他的直爽、凌厉以及对科学的无限热忱，深深影响了包括华大集团联合创始人、理事长杨焕明院士在内的一代代华大人。

今天，我们将通过杨焕明院士的追忆，探寻这位科学巨匠留给华大、留给生命科学领域的精神遗产，缅怀这位永远走在时代前沿的“破风者”。

 Q  回顾与沃森教授交往的历程，哪一次会面或哪一个具体的细节，让您印象最为深刻？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与我们分享？

杨焕明：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 HGP）除了美国54%和英国34%的贡献之外，第三大贡献国是日本，其贡献为7%。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刚宣布草图完成的时候，在奥地利萨尔茨堡的会议上，大家主要讨论的就是人类基因组草图完成后，如何真正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在这次会议的某个座谈会上，他居然当着在场日本朋友的面大声说：“日本的7%怎么能比得上中国的1%呢？”搞得我和日本朋友都不好意思。20世纪末，日本的GDP总量是中国的7倍以上（1995年总量大约是中国的7.6倍），而人均GDP则是中国的70多倍。这样来看，沃森教授的话也不是没有依据。这让现场的日本朋友感到尴尬，但是他对中国的友好与期望也不言而喻。

会议结束，当大家都准备离场时，我鼓起勇气，向沃森教授提出了一个酝酿已久但一直不敢说的请求。我说：“教授，能否请您帮个忙？可否给我们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先生写一封信，就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给予一些建议，并谈谈中国在这方面应如何做得更好？”出乎意料，教授爽快的答应了，并让我起草信件的框架，投到他的邮箱。次日，我列好框架，忐忑地放到教授的邮箱里，他的信件按发信人的姓氏首字母排列，我的Y几乎排在了最后。我原本没抱太大希望，但令我惊喜的是，他收到信件后，起草了半页信件的内容。等我回到中国，他竟然真的通过电子邮件将完整的信件发给了我，并告知我已经寄出。之后我们将信件通过单位递交。

 Q  沃森教授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积极推动者，他直接支持了中国加入这一计划。您认为他对人类基因组计划及后辈们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杨焕明：科学史将永远铭记詹姆斯·沃森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的领导作用。他坚持所有有能力的国家都应当参与到这一项伟大的科学事业当中。但同样被铭记的，是他在1992年因一个坚定的原则而做出的辞职决定。当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意图为一段基因序列注册专利，这触及了沃森教授的底线。他坚信，生命的蓝图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其知识应当自由共享。正是这一理念冲突，导致他毅然离开了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的领导岗位。但这也奠定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合作精神传承的底色。

可以说，HGP的人文贡献之一就是创造了“合作”的文化。我国基因组学界包括华大在内将“合作”的文化发扬光大，积极参加“人类基因组属于全人类”的有关讨论，形成了“共有、共为、共享”（Owned by ALL, Joined by ALL, Shared by ALL）的HGP精神和“灵魂”，并被参与HGP的各国成员所认可。

每每想起冷泉港实验室——这个分子生物学的摇篮，我的思绪总会回到那里每年五月举办的基因组会议。沃森教授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他见到我们华大团队时，总是流露出由衷的喜悦，与我们亲切交流、合影，给予我们莫大的鼓励。那时我借宿在他家中，从家到会场有一段路程，他常常亲自开车载我往返。我至今记得，一位资历颇深的研究人员，像个学生一样不好意思地拿着一本书，请我帮忙转交沃森教授求个签名。沃森教授二话没说，爽快地签了名。这件事也让我“壮了胆”，后来前前后后请他为我们签名的书，少说也有一百本。这些温暖的瞬间，让我看到了这位科学巨匠的另一面：谦和、幽默，以及对年轻科学家的无私支持。

 Q  沃森教授晚年尤其关注精准医学，希望推动研发可负担的疗法。他的这一愿景，对您以及华大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布局产生了怎样的启发？

杨焕明：《科学》杂志1990年4月6日发表了沃森教授的文章《人类基因组计划：过去、现在与未来》。这篇文章发表于人类基因组计划（HGP）正式启动的同一年，沃森教授当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首任负责人。在这篇文章中，他概述了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的目标、挑战以及潜在影响。沃森教授将人类基因组计划描述为自阿波罗登月计划以来最大的科学工程，旨在绘制并测序整个人类基因组（约32亿个碱基对的人类DNA）。他强调了这些信息在更好地理解单基因缺陷以及癌症和糖尿病等复杂疾病方面所具有的潜力。

精准医学计划是2015年由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首次提出的国家级医学研究项目，沃森教授对这个计划尤为支持与关注。他非常沉重地跟我说：“我研究了一辈子的基因遗传，可是我的大儿子就是一个遗传病患者，我却没办法挽救他。”现在，精准医学或者说基因组学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我们华大的重要布局，我们在这个领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等多个部门的经费支持，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

 Q  在多次接待沃森教授或与他交流的过程中，他的哪些特质，最让您感触？这些特质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您带领团队或从事科研的方式？

杨焕明：如果说张伯伦的审慎与丘吉尔的雄辩代表了政治领域的两种经典性格，那么詹姆斯·沃森教授在科学舞台上所展现的直爽与凌厉，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同样极具驱动力的天才特质。这种性格源于对科学真理近乎本能的、不加掩饰的专注与激情。

沃森的直爽，是一种智力上的绝对坦诚。他厌恶模糊与迂回，追求最简洁、最直接的路径来抵达问题的核心。这种性格使他能与克里克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过程中，进行毫无障碍、甚至有些“残酷”的高效辩论——任何在他看来站不住脚的观点，无论提出者是谁，都会遭到他迅速的、不留情面的质疑。这种“凌厉”的作风，并非出于个人恶意，而是源于一种极致的科学效率观：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容不得半点含糊其辞与面子功夫。他仿佛拥有一柄思维的“奥卡姆剃刀”，能迅速剃除繁杂的枝节，直刺问题的本质。

正是这种凌厉的性格，使得他在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时，展现出丘吉尔般的决断力与魄力。当许多人还在为伦理、路径或官僚程序争论不休时，沃森教授已经以不容置疑的方式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并全力推进。他面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试图为基因申请专利时的愤然辞职，正是其性格最鲜明的注脚——他无法容忍任何将科学“共同遗产”私有化的行为，并以最直接、最彻底的方式表达抗议。这种“直爽”背后，是对科学开放精神的绝对忠诚。

因此，沃森教授的直爽与凌厉，与张伯伦的妥协艺术和丘吉尔的雄辩韬略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一种属于开拓者的性格：它不追求面面俱到，却能用惊人的聚焦与魄力，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劈开一条最短的路径，从而为整个学科乃至人类认知开辟出一个全新的时代。其伟大之处在于，它彻底打破了科学界温文尔雅的传统外壳，引入了一种如DNA结构本身般简洁、高效甚至有些“锋利”的竞争性协作模式。这不仅是对科学问题的态度，更是一种重塑学科文化的力量。

在双螺旋发现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他的“凌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一种超乎寻常的直觉洞察力和战略眼光相辅相成。他能敏锐地判断出哪个研究方向是关键的（例如，认定鲍林的α螺旋模型适用于蛋白质却不适用于DNA），并能毫不犹豫地调动一切资源（包括克里克的智慧、富兰克林的X射线衍射图）直奔目标。这种性格驱动下的研究，更像是一场高强度的“科学闪电战”，其核心是以最快的速度抢占制高点，而不是进行漫长的、礼貌的学术围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克里克的合作，是两种天才头脑以“直爽”为媒介进行的激烈碰撞与融合，这种模式极大地加速了发现的进程。

反观我们自身在华大的创业历程，某种程度上也内化了一种类似的“直爽”基因：不惧权威，以解决重大问题为目标导向，在策略上聚焦重点、果断投入。沃森教授之所以与华大同仁如此投缘，或许正是因为在我们这群来自东方的年轻挑战者身上，看到了那种熟悉的、敢于打破常规的锐气与激情。他为上百本书籍签名的背后，正是这位科学巨匠对后辈这种“凌厉”锋芒的欣赏与鼓励。

因此，沃森教授的性格遗产，远不止于发现双螺旋。他以其独特的“直爽与凌厉”，为全世界的科学家树立了一个榜样：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清晰的远见、高效的执行和不妥协的原则，其价值有时远超谦逊与礼让。他是科学界一位永不停歇的“破风者”，用他锐利的风格，为后人劈开了前进的道路。

 Q  沃森教授曾言，基因组学是数据驱动的科学。如今，他关于“个人基因组测序成本降至1000美元”的预言已成现实。站在今天，您认为他留给华大乃至整个生命科学领域最核心的精神遗产是什么？我们将如何继承这份遗产，去实现“基因科技造福人类”的共同目标？

杨焕明：站在今日回望，沃森教授关于“千元基因组”的预言已成现实，这不仅是技术胜利，更印证了他前瞻性思维的力量。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也许不少美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基因。我们的同事做了很多“科普”，也和媒体合作，差不多做到了“家喻户晓”。以至于纽约的“的哥”，还不忘发一句牢骚，“就是那‘一个美元，一个碱基’”。

现在在我们华大，可以用100美元以下的试剂成本完成一个人的全基因组测序。沃森教授的“千元基因组”在当年看似大胆，却清晰指明了技术发展的北极星。今天，我们不应满足于“读取”生命密码，更需怀揣“编写”生命的雄心。这要求我们像他领导人类基因组计划一样，敢于提出下一个目标：例如，在理解基因组的基础上，进一步攻克细胞组、器官组的系统解码，最终实现精准预防、精准诊疗乃至衰老干预。华大作为全球领先的机构，有责任设定这类引领行业的“大问题”，并集结力量攻克。

沃森教授曾直言基因组学是数据驱动的科学。今天，我们面对的是ZB级的海量数据，继承遗产的关键在于从积累数据迈向提炼洞察。这需要发展更强大的算力与算法，并沃森般“凌厉”地推动技术迭代，我们必须以开放心态促进数据共享，克服数据孤岛，让全球智慧在共同平台上碰撞，这才是对“基因是共同遗产”理念的真正践行。今天，“造福”的内涵已从科研共享，扩展到让基因科技真正普惠每个个体。这要求我们：一方面，持续降低技术成本，让基因检测像血压测量一样普及；另一方面，必须重视伦理安全与公平可及，确保技术发展不以加剧社会不平等为代价。此外，我们还应推动基因知识大众科普，使公众能理解、参与并监督科技发展，同样是我们必须承担的“造福”之责。

从左至右：冷泉港实验室主席Bruce Stillman、沃森教授、杨焕明院士、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Wally Gilbert

——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詹姆斯·沃森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