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在华大登顶珠峰一周年纪念暨《高深可测 生命可测》出版座谈会上，华大集团董事、副总裁李斌与华大登山队攀登队员刘欢欢、旦增旺姆、厉延琳，以及华大珠峰实验室负责人韩默、珠峰科研宏基因组负责人邢博，一同回顾在雪山之巅的难忘瞬间，以及过去一年时间以来的变化、最新科研进展等。


 

通过努力与坚持，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李斌：从登顶珠峰到现在这一年来，这段经历对你们的工作和生活是否有什么影响？

刘欢欢：对我来说变化还是挺大的。因为在山上经历过生死，回来后感觉心更宽敞了，很多琐碎的事情看得更淡了。生活上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工作上也更有信心了。登山就像是上了一堂很有效果的心理课。

旦增旺姆：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感受。经过登顶珠峰，我觉得我未来面对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时应该都不会再惧怕了，我相信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坚持，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风景。

厉延琳：对我来说就是那句话，你的能量超过你的想象。一开始和大家登山的时候，我对自己会比较没自信，担心体能跟大家比起来弱，给大家拖后腿。但其实最后发现自己还是很强大的。这在过去这一年中也成为了我的动力。

把羽绒服和睡袋先给机器用着
 

李斌：华大珠峰行动中，不仅登山队员在珠峰顶创造了几项纪录，华大的仪器设备也在珠峰大本营创造了最高海拔运行纪录。作为当时华大珠峰实验室的负责人，请您介绍下当时现场面临哪些困难？仪器设备在高海拔的顺利运行意味着什么？
 

韩默：当时珠峰实验室在运转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停电事故。马啸老师和曹峻老师帮我们协调到了发电机，但只能保障设备运行。另外，仪器设备本身就面临低温、低压等挑战，所以我们就把羽绒服和睡袋先给机器用着。实验室里面没有照明，我们就带着头灯干活。

基于在高海拔环境下的测试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优化仪器设备，不管是参数上，还是硬件设计上。当时，后方的工程师团队也给了最大的支持，有什么问题都通宵达旦为我们解决，保障我们以最短的时间去更新设备设置和固件，继续进行下一阶段的工作。

在珠峰行动计划中，我们取得的这些测试数据，也为这些仪器设备后续在高海拔或者低温等特殊环境的稳定运行，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一定要参与到后续的数据分析工作中

李斌：作为华大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联合培养的学生，请问您当时为什么会参与到珠峰科研项目当中？宏基因组研究方面目前有哪些可以分享的新发现？
 

邢博：当时我听说登山队采集了非常多维度的数据，包括有唾液、粪便、皮肤微生物等，是一个多种部位联合的数据，我就很兴奋，觉得我一定要参与到后续的数据分析工作中。
 

在这次珠峰行动的数据里面，我们通过微生物-人体代谢物-人体表型的关联分析，发现一些肠道微生物可以通过影响人体代谢物进而对人体表型产生影响，比如血小板的功能。在高海拔环境下，炎症反应通常更为显著，这促使我们思考：肠道菌群是否会在某种程度上调控这一过程呢？通过补充一些好的菌，是不是可以减少炎症或者高原反应？对科研来说，我觉得大家共同努力，也是在探索合适的攀登路线。

大家在队伍里互相扶持、互相帮助，都是希望整体行动能够圆满完成

李斌：能不能回顾一下当时最难忘的或最具有挑战的是什么？
 

旦增旺姆：最让我难忘的一个是欢欢，她每天从早上忙到晚上，还要做血浆分离、做实验、做样本处理，熬夜后第二天也照常进行工作。

另一个是汪建老师，我们从山上下撤快到5200米的时候，汪老师实在是疼得不行了，说要看一下脚，结果他的袜子一脱下来，磨出很多血跟袜子黏在一起了。其实他应该是从在上面的时候就开始磨，但是为了不影响我们的进度，一直忍着没说，如果是我肯定马上会说出来。我觉得他俩对我影响蛮深的。
 

刘欢欢：当时，汪建老师的一路让我很难忘。特别是前往海拔7028米的营地，我一直以为他在后面，结果到营地发现他早在帐篷里了，他是冲在前面的。登顶后下撤过程，我几乎是全程跟在汪老师后面，我亲自见证了他下山的艰辛，有几次都趔趄的摔倒，甚至有一次直接趴下了，他站起来继续走，没有说什么。
 

厉延琳：对我影响最深的其实是在跟华大第一次攀登卓奥友峰的时候。当时我准备工作做得不够充分，体能不是特别好，所以给自己定的目标不是登顶，而是到达8000米，到达珠峰通行证的门槛。在第二个营地之后，每走一步，我心里就给自己念一句8000米，靠这个坚持下来。

第二年登珠峰的时候，之前卓奥友峰的经历其实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就一直告诉自己我是可以做到的。另外，也是第一次有一个这么紧密配合的科研团队在一起，大家在队伍里互相扶持、互相帮助，都是希望整体行动能够圆满完成。

打开‘生命盲盒’的过程，更需要有过硬的装备和技术
 

李斌：今天的活动既是登峰一周年纪念活动，也是《高深可测 生命可测》出版座谈会。在您看来，高深莫测怎么会变成高深可测？生命不是个“盲盒”吗，怎样才能实现生命可测？
 

邢博：从“莫测”到“可测”是我们的梦想，也是所有科研人员共同追求的一个目标。可能我们没办法做到100%的可测，但是我们从完全“不可测”，到已经在逐步地“可测”，就像攀登珠峰一样是一个持续探索的过程。

在第一个人类全基因组测序完成之前，可能大家也不会想到我们真的会去对人的遗传物质进行检测，但是我们做到了。后面华大还共同发起了人体肠道微生物宏基因组研究计划（MetaHIT）等很多大科学项目，我认为都是打开“生命盲盒”的过程。

韩默：我来华大这些年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首先我们要去建立一种能力，这也是华大持续在做的事情。就像登山需要有好的装备，在打开“生命盲盒”的过程中，我们更是需要有过硬的装备和技术，并且一定要把这些核心技术、核心装备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这样科研人员的智慧才有用武之地，我们的努力才有基石，才能够把这件事情真正地做下去。